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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造地狱全文】在自成一格的绝望世界「不是今天死就是关到死」

  • M旺生活 | 2020-06-12 04:54:02 阅读量:80万+
【人造地狱全文】在自成一格的绝望世界「不是今天死就是关到死」

「先上膛,关保险!」约莫4、5时,高雄大寮监狱外员警重兵守备,不敢轻率。因为高墙之内,爆发台湾首宗监狱干部被狭持的越狱事件:六名受刑人假借就诊名义,手持利剪一路挟持监所管理员、主任等人,抢走钥匙、突破防线,挺进枪械室与弹药室后夺取6把长枪、4把短枪,随后再转入车检站,预备越狱。

只是当6人通过车检站步上联外道路,发现手中武器难敌监所外包围的警方火力。越狱不成,只得退避车检站,而此时他们手中,还有典狱长陈世志及戒护科长王世仓。员警与六名受刑人展开对峙,希望将囚犯逼回监狱,直至傍晚,却还不分胜负。

「我也懂啦,黑社会怎幺会听警察的,他们说破嘴也劝不动。」为了劝阻越狱的6名受刑人,高雄市警方致电曾二度遭判刑出入监狱的前高雄市议员李荣宗,因为6名劫狱受刑人中的郑立德,是他从小相熟的朋友。

既是警局熟人请託,又是自己朋友涉事,李荣宗一口答应,动身前往监所。但他心里多少忐忑,毕竟自己只认识6名劫狱者中的一个,其他5名受刑人全然陌生,「万一他们情绪激动起来,把我打死⋯⋯,我活这把年纪是不怕了,但我2个月后要嫁女儿啊。」顶上略显灰白的李荣宗挠了挠头。

「警察跟我说:『不然你穿防弹衣进去』。」李荣宗一听心里暗骂,等下6个人看他穿防弹衣心情更激动,不是反身陷危机?而且对方如果开枪打头,防弹衣又有何用?他一咬牙,没穿防弹衣便入内,独自面对6名刑期短为25年、长至无期的囚犯郑立德、黄子晏、靳竹生、秦义明、魏良颖与黄显胜。

进门后,李荣宗首先看见一脸绝望的郑立德;旁边手握枪桿来回踱步的秦明义,因瞥见外头有狙击手对準车检站内,忍不住发火,「我只能劝他说那个(狙击手)只是做个样子,要他不要激动。」

 

绝望催生的亡命囚徒

话语甫落,突听遭判无期徒刑的靳竹生大吼「我要喝酒,我明天就要死了,我现在要喝酒!」让坐在一旁的李荣宗唬了一跳。他赶忙连声安抚:「老大、老大你不要这样想。」只是李荣宗与6名受刑人皆心里有数,眼下,已是没有明天。

劫狱不成,死路一条,但6人有话要说。被叮嘱去劝降的李荣宗,晚间九点多带着由郑立德手写、要求透过媒体刊登的诉求走出监狱,交由矫正署长吴宪璋以电话和6名受刑人沟通。晚间11点,警方对外公布受刑人声明,内容包括保外就医规定不合理、工厂作业金过少,以及「三振法案」让受刑人绝望。

「我后来进去跟他们说,诉求已经传达出去了,可以了,就弃械投降吧。」但李荣宗回忆,郑立德只是望着他说:「老大,没办法了⋯⋯。」

李荣宗听了,心下凄凉。他和郑立德相识许久,知道他儿子年纪尚小,老婆孩子家人俱在,本来还有出狱的盼头,如今搞出劫狱,纵然狱方强调不会追究,一伙人心里明白,投降后恐怕就是关进独居房直到刑满为止。

「而且你把人带出来(逃狱)又缩回去,以后也没脸活了。说实在的,他们不是今天死,就是关到死,关到死肯定很难过,不如今天死潇洒一点。」李荣宗歎。

外头六位受刑人家属不断温情喊话,郑立德听得哭喊,一阵心烦,大吼:「叫他们回去,不要再喊了!」一旁秦义明附和似地对空开了一枪,让咫尺边的李荣宗一阵惊吓。靳竹生则是咆哮,「再不送酒进来,8个一起死。」

原本担心受刑人喝酒后大开杀戒,坚持不愿送酒进去的矫正署,一听到「8个一起死」,脸色陡变。「有几个长官才上任没多久,人质万一死了,他们乌纱帽也没了。」最后警方商议,决议由一名人质送酒,「酒送进去没多久,大概凌晨3点多,就传来第一声枪响,之后又有几声,然后就没了。」

同一天,监狱里其他受刑人也竖耳聆听新闻转播。大寮六名受刑人诉求一出,不少人心里跟着附和。「现在『三振法案』让假释变得很严,长刑期的关在里面,30岁进去,出来都60岁,你说他出来还能找工作吗?人生都没了,想一想就会很绝望啦。」那天看着新闻,同在监所服刑的阿伟(化名)歎一口气。

受刑人口中的「三振法案」指的是《刑法》77条第2项: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的累犯,于假释期间,5年内故意再犯最轻本刑为5年以上徒刑之罪者,被排除适用假释。用棒球术语来说,累犯假释期间又再犯,便得三振出局,不能再声请假释。

假释规範紧缩,源于2004年台中发生绑匪拒捕杀警的重大公安事件,彼时假释出狱的施安明和友人共同绑架酒店业者,施安明在台中中港路上遭警方围捕,双方驳火100多枪,施安明遭击毙,警方也一死一重伤(后伤重不治死亡)。此前《刑法》修正草案摆放多年毫无进展,这起重大事件让外界加严假释规範的声浪高涨,隔年《刑法》修正草案在立院通过三读,06年7月正式上路,「三振」的概念也在这波修法中纳入。

2006年新修《刑法》上路,轻罪轻罚、重罪重罚,让监所里的受刑人越关越老,越关越长。

那年修法除了放入「三振」概念,还修改了无期徒刑可声请假释的年限——从原本执行十五至二十年便可声请,延长至执行二十五年才可声请。当年标榜「轻罪轻判、重罪重罚」的修法立场,结果却导致监所内受刑人越关越老、越关越长,绝望感越积越深沉。

在监所任职数多年,负责受刑人教化的教诲师王先生反讽:「这是政府的德政啊!」他直言,长期以来,监所只用最低限度的人力和资源维持受刑人「不死、不逃」,导致监所和矫正署都不知如何对待这群「没有明天的受刑人」,监所用时间和隔离把囚犯驱逐,要他们日日在百无聊赖中度过,王先生低目敛眉:「大寮的案例只怕还会再发生。」

假释规定充满各种潜规则,监所里的受刑人为求自由,只能各出奇招。

「2014年台北监狱有个50几岁的受刑人,趁着在工厂时拿剪刀往心脏刺3刀。」在监所任职数多年,负责受刑人教化的教诲师王先生描述着。事后发现,该名50多岁的受刑人刑期长达39年,且不得声请假释,处境与2015年高雄大寮监狱中劫狱的6名受刑人相当。

监所里,绝望是个比较级,浓缩在最极端的案例中迸裂。出不去的受刑人劫狱、自残,反映出监所内最无望的一群人的状态;对多数还出得去的受刑人而言,有盼头便还能吞下苦头,但监所内充斥人治色彩浓厚的游戏规则,一再加重了无望与不确定性,让人疯狂,更提高监所管理的风险。

「自由」是唯一的悬念,假释准否,因此牵动着受刑人的绝望感。目前法规明定,假释得透过「累进处遇」制度,以分数检视受刑人状况。甫入监的受刑人是第四级,若无违规,约每三个月,就可以加0.1分,分数到了就可晋级。第二级受刑人可以声请假释,第一级则由监所主动提报假释。

规定看似严谨,实则紊乱。才刚假释出狱的阿力(化名)埋怨:「分数到了却不能假释的也很多啊。靠关係去乔的才出得去啦。」

受刑人感觉假释规範标準不一,其来有自。未有「假释案件审核参考基準」前,假释准否的依据,「是主管一件一件喊价,告诉教诲师:吸毒的,刑期坐满六成就让他走;性侵的,万一出去再犯会害我们上新闻,所以得刑期坐满九成才能给他假释。」在监所任职数多年,负责受刑人教化的王先生解释道。

 

没有规则的假释游戏

教诲师的工作之一,便是按月替受刑人提报假释,因此假释里的潜规则,王先生尤其熟悉,「教诲师大多会拿捏着主管的意思,来判断给不给受刑人假释。但不同监所的主管各有心证,导致同样刑期罪责的受刑人,在不同监所面临不同待遇。」

即便有了参考基準后,教诲师各自心里的那把尺仍在,顶多以「家人是否常常来探望?」、「家庭支持度高低?」、「是否累犯?」作为搭配判準。但监所人力太过悬殊,一位教诲师往往要面对三百名受刑人,每个月又约有一成的人得提报假释,如此大的工作量让教诲师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受刑人的状况。

「虽然有外部委员组成的『假释审查委员会』,但委员对受刑人状况更陌生,大多是看教诲师準备的资料来判断。」王先生说,委员会沦为书面审查,实际上教诲师认定可通过假释的受刑人,委员会八成都会接受,教诲师的意志几乎主导了假释准否。

不仅如此,驳回假释的理由也千奇百怪,像是「家人不常探视」也会成为驳回的依据。民间司改会专案研究员林玮婷经手不少申诉案,有些申诉的内容,的确有民间团体介入协助的空间,她举例若是驳回理由载明「未与受害人达成和解」。「如果是法院已经判赔的,本就没有『和解』的问题。这种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试试看。」

而有时假释驳回,则是报复。曾有黑道老大早已符合假释条件,屡屡声请却是次次遭驳回。监所管理员私下透露,这是因为黑道老大当年曾经逃脱成功,让一干高官升迁无望。「现落在他们手里,当然不能让他好过。」

曾有黑道老大屡屡声请假释却次次遭驳回。监所内传说,当年老大逃狱成功,让一干高官升迁无望,现在当然不能轻易让他走。

相较一般人活得心惊肉跳,有钱有权者,在监所照样能使鬼推磨。如2014年底台北监狱爆发东森集团前总裁王令麟涉嫌行贿典狱长等人,就暴露出政商关係良好的受刑人,仍能在监所运作其影响力。在中部监所工作的阿德(化名)也曾目睹做了1、20年调查员(职级在教诲师之上),面谈新收的受刑人时总会细细盘问身家,若是身家背景略有权势者,调查员便会对他们好些。

王先生笑说,每个月「假释审查委员会」前,监所内部会先有一场会前会,讨论当月可通过假释声请的受刑人,「有时主管会暗示,『那个某某也放进去』,大家就知道了。」

至于没有背景的一般人,只好靠监所内小道耳语争取机遇,「像我们那边很多人会受洗。」阿伟边说边窃笑,监所里流传某个基督教背景的教诲志工也是审查委员之一,受刑人为了搏他青睐,纷纷跑去找他受洗,盼能因此在审查会里被打上一个勾。

游戏规则紊乱,「这不是在玩我们吗?」坐过三次牢的黑金城没好气地说。一名在监所任职逾十年的管理员也直指,假释的功能在于提供诱因,使受刑人配合管理与教诲,若每个受刑人进监时便能推算何时得以假释,一方面能让他藉此约束自己行为,二方面可以安排假释后的社会复归期程。但把假释作为「恩给」的概念仍深植在矫正机关脑子里,而未制度化并加强其功能,反而导致受刑人心情浮动,更增添管理上的风险。

2017年至今,监寺共发生14起自戕案件,受刑人自残自杀不断,也让监察院介入调查。

假释判准莫衷一是,受刑人自是百爪挠心。为了安抚受刑人,有些监所会有社工师入监安抚。但根据矫正署统计,2018年9月,全台监所社工师只有38名、临床心理师仅43名。

直到今年才拨下2亿400万的预算,预备在3年内陆续增加299名社工和临床心理师。而有些地方甚至长年没有社工师,今年终于增聘,监所管理员私下透露:「监所今年第一次有社工师,以前都没有,所以主管都不知道要交办他做什幺。」

「哭一哭是有什幺用!」

心理卫生人力长期不足,个别监所能提供多少情绪或者医疗服务,也就端看各自的资源多寡而定。有限人力让监所受刑人心理卫生状况频传。2017年至今共发生14件自戕事故,比如今年1月台北看守所、3月绿岛监狱都有受刑人自杀事件传出,「绿岛那个,监委还要去查,可能会追究到典狱长。所以矫正署最近特别着重自杀防治,丢出关怀自杀高风险的计画给各监所执行。」在监所担任管理员五年的小新(化名)说。

不过虽号称自杀防治,但实际上只是问卷调查,筛选出自杀高峰选后就列册追蹤,鲜有后续资源挹注。

在监所担任社工的小梓(化名)进一步补充,就算监所幸运配置了社工师,社工师在自杀防治上能发挥的也很有限。「想跟受刑人深谈,连会谈室都没有,得站在走廊上。有时谈得久了,还有主管会质疑你为什幺花这幺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,绩效很低。」

此外,社工师还要分神协助行政作业、监所恳亲,加上配置少,无法服务所有受刑人,遑论不少监所主管甚至根本不重视社工、心理专业。曾有心理师正与性侵、家暴相关案件受刑人谈话,对方泪流满面,正要深入核心,门却无预警被副典狱长撞开,一双眼轮流瞪着心理师和受刑人,丢下一句「哭一哭是有什幺用!」便扬长而去,遗下心理师和受刑人回不过神。

没时间和受刑人多谈,小梓也曾尝试转介高自杀风险受刑人到监所的精神科门诊,看看能否提供受刑人其他医疗资源,「但量太大,医生消化不来,叫我别再转了。」

不只高自杀风险受刑人,许多急性精神症状发作的受刑人,同样无法获得适当治疗,甚或因为发病时大吵大闹而触犯监所规定,遭记违规、关进独居房,「曾有一位受刑人突然发作,一堆人压住他,社工本来说想跟他聊聊,安抚对方情绪,但管理员却要社工别靠近,先让他静下来再说。」后来小新才知道,管理员口中的「静下来」,就是要求精神科门诊的医生开高剂量镇定剂,「重到受刑人每天昏沉、只能躺在地上。而且这个药竟让他服用长达一个月!」

多数受刑人害怕违规扣分影响假释,再多委屈也会强忍压抑,「但精神症状发作的受刑人已经不会管这些了。」小梓看过因精神状况不良而被监禁在独居房的受刑人,反而加重病情,如撕下墙上泡棉吞进肚,或死命抓着门板不让管理员关门,门板夹的双手红肿,「最后搞到因为吞下异物紧急送医。」

2018年8月的资料显示,监所内患有精神障碍的受刑人约有2842人,但全台仅有桃园和台中有精神专监,床位共216张。曾有监所主管和担任监所管理员20年的林文蔚聊天时谈起,监所应该设置「抓狂房」,让有需要的受刑人进去吼叫打砸一番,「不然平常大吵会被记违规,压抑久了心理状态都不好啦,合法的发洩一下,监所内出事机率也会比较小。」

未来的隐忧:高龄加疾病

心理卫生资源不足,只是监所里医疗短缺的冰山一角,更频繁易见的,是生理病痛的求助无门。

2013年监狱受刑人纳入二代健保后,监所透过与医院签约,每日固定有不同门诊医生到监所会诊。不过各监所的门诊次数不一,且一样难以消化庞大的受刑人就医需求。尤其牙科门诊,一等就是一个月,「加上监所本身环境条件、受刑人身体状况都不好,一个牙痛搞到蜂窝性组织炎是常有的事。」曾在台中监狱培德医院担任护理师的黄琳媛说。

看牙苦等,对应现阶段监所面临的老龄化,成了新一轮挑战。根据矫正署统计,目前受刑人年龄已从2008年的35岁左右,提升至平均年龄44岁;2018年时,50岁以上受刑人比例更来到28.3%。黄琳媛以作噁的口吻透露,许多牙齿不好的高龄受刑人因为无法吞嚥,监所只好将各种饭菜用果汁机打成液态让受刑人喝下。

近年受刑人各年龄层佔比变化。

且监所内高盐、高糖的饮食,让高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的受刑人难以做到控制饮食,加剧高龄慢性病症状。「不说别的,年纪大的人胃与食道之间的括约肌——贲门鬆弛,吃饱马上躺下容易胃食道逆流。可是受刑人规定吃完饭马上午休,这样要怎幺好?」不少人反覆因胃食道逆流住院却无解,黄琳媛无奈地笑:「很多人喜欢说受刑人凭什幺用健保资源,但监所让人反覆生病,这才叫滥用健保资源吧。」

「我们现在最怕洗肾的,」谈到高龄化,林文蔚也是一脸担忧,洗肾一周需进行3次,一次4小时起跳,且洗肾患者容易有併发症和感染,一遇感冒,转成肺炎的风险极高,一连串如滚雪球般出现的病痛,对监所绝对是大考验。

遇上流感季节,监所为避免感染,一有受刑人出现感冒症状,全部隔离在一处,最后全部交叉感染得了流感。一名教诲师私下透露,每年因流感而病危的受刑人所在多有,「家属也会很气,为什幺只是感冒,最后人却死掉了?」

不仅如此,许多检查根本无法在监所进行,门诊医生多半只会开止痛药;或者监所自创「民俗疗法」治病,像要求受刑人全裸晒太阳,以治疗疥疮。即便医疗人员已提醒此举无效,还是行之有年。

监所环境差又容易交叉感染,流感季节便曾出现受刑人反覆生病最后死亡的案子。

 

医疗与戒护的两难

医疗资源匮乏,加深了受刑人的绝望感,即便监所增加医疗仪器,像是血氧机等,对过度换气、晕眩等症状也会进行纪录,但医疗资源仍是不足。曾因结石痛到趴在地上无法起身的小强回忆:「我说要戒护外医,监所只是安抚我,不让我去。后来是我一直闹,说再不让我去就要一头撞死。他们怕有人死在监所,才赶紧让我走。」

刚假释出狱的阿力(化名)也曾因不舒服向管理员请求就医,「他叫我先量体温、血压,量完结果正常,他就说我没事,要我吃止痛药撑一下。」阿力哑然失笑,「体温、血压正常就代表人没事吗!」

目前全台监所虽有89个专职医生缺额,但矫正署副署长周辉煌坦言,多数医生不愿进监所工作,虽有缺额也只聘雇到二名医生。现场缺乏专业医疗人员,能否外医的判準只得交给没有医疗背景的监所人员,而管理员除了依据「收容人戒护外医流程」,没有其他工具能判断该不该紧急外医。

「但很奇怪啊,里面写说发烧要到39度才能送,那38.8度要不要给他送(外医)?有些人发烧就是不会烧到这幺高,你能说他不严重?但是管理员又不能违背规定。」对于管理员得背负这样的责任,黄琳媛忍不住为他们叫屈。

世界各先进国家、地区矫正机关收容戒护人力比。

囚徒同时兼具「受刑人」与「病人」两种身份,但二者互斥,形成监所内的无奈;且囚犯外医需要戒护,然而监所戒护人力长期不足,相较日本约1比5、香港1比2、新加坡1比6,台湾的戒护比高达1比10。

戒护外医一次要2到3个人力跟着,小新无奈表示,每个勤务点都得有人戒护,频繁外医,会导致人力不得休假才能撑起执勤和外医需求。戒护和医疗间的矛盾,让受刑人就医时机难免拖延,死亡风险也跟着攀升。

2017年矫正署统计资料显示,2018年1到10月间,送医途中死亡的受刑人有18名、戒护住院期间死亡则高达89人,这个数字还不包含保外就医后死亡的人数。

2012-2015 年10 月,受刑人在监死亡状况。

受刑人医疗人权和管理员劳动保障,因着内在医疗资源不足,外在人力配置过低双重夹击,成了对立的两难。中部一监所便曾传出卫生科长遇上受刑人申请外医,几乎都核准通过,最后监所管理员挤压不出更多戒护人力,上书典狱长要求换掉卫生科长才平息。纵然民间团体多年倡议增加监所内的医疗人力,「但法务部的回应就是『没钱』。」黄琳媛无奈地说。

保外就医规定混乱,曾有受刑人已成植物人还无法保外,只能一直躺在病舍里。

监狱医疗资源不足,而《监狱行刑法》58条规定:「受刑人现罹疾病,在监内不能为适当之医治者,得斟酌情形,报请监督机关许可保外医治或移送病监或医院。」为监所医疗另闢一道选项。

「但『在监内不能为适当之医治者』是一道模糊的界线。」在监所任职数多年,负责受刑人教化的教诲师王先生质疑,像「肝硬化」在监所只会持续恶化,这构不构成「不能为适当之医治者」?但监所害怕受刑人出去以后出事,矫正机关将成众矢之的,所以常常就是拖到快死了才同意保外,「一边报法务部核准保外、一边发病危通知,然后出去没多久便死了。」

 

保外就医,却有近五成死亡率

2017年,一名詹姓受刑人保外就医没多久便离世,家属愤而提告要求国赔。这起事件中,詹姓男子入监前已动刀治疗食道癌,入监后多次戒护就医治疗,病情仍持续恶化,终于获准保外时体重都掉了10公斤。矫正署的统计也显示,2005年至2014年,保外就医的受刑人死亡率平均44%,单单2014年,保外就医后死亡率就高达51%。

保外就医后概况统计。

坐过三次牢的黑金城,他的哥哥便是在坐监期间检查出癌症初期,「也是拖到末期才出来,没多久就过世了。」担任监所管理员20年的林文蔚则曾遇过一位受刑人,因逮捕过程遭警方开枪打伤脚踝,服刑期间伤口反覆感染,「像他申请保外(就医)就一直没过,因为没有立即生命危险。但他在监所要怎幺好?」

模糊的规定,配上公务体系害怕被咎责的天性,成了一齣讽刺剧,阿德(化名)任职监所管理员期间,曾遇上一位年迈受刑人因病重而戒护住院,「戒护住院期间死亡,责任算监所的,监所长官怕被追究,所以急着要让他保外就医——保外就医后死亡,责任不算监所的——还出钱请这名受刑人的家属到医院。」最后虽顺利保外,但家属无力照料,人被丢在医院,沦为人球。

「但监所里也有已经是植物人的受刑人,因为家人不愿意(担保),一直无法保外就医,只能躺在病舍,监所也不想管。」曾在台中监狱培德医院工作的护理师黄琳媛说道。

久病不癒、看不了医生,正是大寮监狱六名劫狱受刑人的质疑之一:前总统陈水扁假病可以保外就医,为什幺监所里比他严重的就不能?

「陈水扁真的是很好的对照,很多状况更严重的都出不去,或是终于出去没多久就过世。」见多政商权贵或黑道大哥在牢里同样悠闲惬意,一般人却是小病拖延成重病,黄琳媛说:「以前受刑人还没纳健保前,很多有钱人自费住院,刑期大半都在医院里度过,有床睡、有空调;没钱就是在监所病舍躺到变植物人,没有人照顾你、没有人想要你。」

生活在死屋

曾经有个罹患食道癌的受刑人跟黄琳媛说,自己不想要接受治疗。那名受刑人本是街友,后来被拐去製造假车祸诈领保险金,结果腿断了,却也被识破是诈骗,因此进了牢房。他说自己本来就只是街友,对社会也没什幺贡献,得病也不想使用社会资源医治,就这样走完一生也罢。没多久,人便过世了。

过去反覆出入监狱的小强(化名),总想着自己会因吸毒或牵扯进什幺事件,在路边被打死而一了百了,「我爸说我就是监狱当成家,家反而像旅馆。」

贩毒进监牢的受刑人告诉社工,出去后还要再干一票,若运气好,赚个几百万;运气不好,被抓了,至少也能把钱留给家人花用。

在监所那几年,阿力的室友经历家人中风、过世;阿力母亲则因甲状腺机能亢进病情猛烈,整日卧床无法工作。但人在牢狱中,担心也显得无用武之地。「你只能把自己顾好,不要让家人为你烦恼。」

一名参加写作班的受刑人,上了几次课后不再出现,消失前塞了纸条给老师,上头写着「我很喜欢上课,但上了课我就会想很多。开始思考以后,日子就很难待了。」

受不了绝望的受刑人,选择伏在水桶里溺死自己。

修缮队的受刑人,有天抽起工具箱里的锯子,往自己脖子一抹,气管在血肉模糊里跳动,周遭管理员全吓住;邻舍的受刑人则是找到无人看守的空档,把头埋在水桶里,决绝地溺死自己。

围墙里受刑人高喊「改过向善,重新做人」,围墙外高挂「以法律己、以德化人」;但在那自成一格的世界。大寮监狱枪响的警示是:绝望底,生与死,悄然如微尘飘落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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